這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工人實況紀錄片，每天都在廣大的神州大地發生。千千萬萬中國勞工，在惡劣環境下，長時間辛勞工作，只賺了很少的錢，卻製造高價產品，輸往歐美各地。
        紀錄片描述三位女孩，包括主角小莉，和同工小蘭等人的故事。小莉從家鄉陝西，獨個兒往廣東闖天下，到了東莞沙溪鎮一家由澳門人開設的牛仔褲工廠當剪線頭女工。小莉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收入微薄，每天只得數美元，首月工資還被扣起作「按金」。工人居住在十二人一家房的狹小碌架床位，十二人共用一個廁所。工人每朝八時前必須打卡報到，否則會被扣工資。紀錄片也訪問林姓工廠老闆，喜愛練大字，又乘坐澳門車牌平治房車，舒適得很。不過，老闆仍然很「精打細算」，不停叫工人加班，還要削減工資。
        有一天，老闆發現工人開工的進度較慢，管理層於是開會，於是乎弄一些標語「鼓勵」員工，便在工人宿舍的樓梯，塗上了「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標語，工人們敢怒不敢言。
        我細看這套紀錄片，不禁懷疑那個老闆那麼好人，肯把「剝削員工」的真相，告訴給外人知道。因為，西方很多廠商，壓低中國廠家的價格，又要製造大量貨件，更要派出人權監察員，監察內地工人工作情況。此外，中國勞工這些基本民生問題，更是國家機密，不能如實報導。導演當初聯絡工廠老闆，是想拍一個企業家的奮鬥故事，老闆高興極了，積極配合拍攝，不知道他被上當了。撇開拍攝的道德問題，暫且不談。但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工人們在家鄉見到沒有前途，也見到同綁在外打工回來，有錢買車買樓，所以樂於出外打工，闖一闖。他們樂於辛苦超時工作，換取微薄薪水，總比留在家鄉耕田種地還好。於是，外地廠商見到龐大的廉價勞動工，紛紛在中國投資。一個願打，一個願捱，這情況相信在中國，是沒完沒了的事。
        在我看來:中国石磨蓝China Blue
        這無可置疑是一部用心之作。從幾位女工的口中，我們聽到了經濟全球化為中國農民帶來的悲與喜，在牛仔褲出口工廠的工作和生活，怎樣為她們帶來的衝擊和改變。短短的一個半小時，錄像差不多提到民工處境的每一個方面：工資工時、宿舍生活、家庭聯繫、農村貧窮、愛情、客戶查廠（socialaudit）、工廠管理、集體抗爭、及時生產（just in time）、價低者得（race to thebottom）的全球化邏輯等等。錄像中，我們也沒有見到其他類似題材中外國製作者誇張獵奇的手法：作者沒有渲染工人的血與淚換取西方消費者的同情，沒有簡單的把責任轉嫁到所謂中共半法西斯獨裁政權的壓迫，也沒有過份強調先富起來的中國老闆如何殘忍的壓榨工人來進行原始資本累積。作者明確的把觀眾的視點帶到跨國企業的生產邏輯，闡釋發展中國家的勞資關係如何被資本全球化的經濟制度模塑，說明西方消費者在超級市場檢廉價貨品的時候，遠在地球另一方的生產工人為此付出的代價。
        該男導演對拍攝女工的政治後果的判斷是合理的，想信導演諮詢過於當地從事勞工工作的朋友的意見，現階段的中國政府不致於向一個僅僅誠實地告訴外國記者自己工作和生活狀況的女工追究責任，而且那是事前得到老闆同意的。可是，同時必須承認的，導演的回應迴避了提問者問題的核心，導演沒有正面回應：女工事前對錄像的整體內容、使用、描述的角度、可能被外國利益團體利用的政治後果、中國政府的反應等等的問題，很可能是不知情的。拍攝誰不拍攝誰、述事的角度、後期製作和刪剪、公映場合及方式、版權的使用，這所有的權力，都操控在製作者而不是女工身上，女工只是製作工具，成就了導演的功業，卻可能成為犧牲品。所以，問題不僅僅在於女工於公映後可能面對的後果，更主要的，還是整個製作和放映過程中她們的參與權利，她們有沒有被賦權，還是，於全球化的制度中，隨著「政權」、「中國老闆」、「跨國資本」之後，女工再一次被「錄像制作者」剝奪應有權利。（當然，這個錄像肯定有存心欺騙那位工廠老闆的成份，但站在工人運動的立場，我和那位朋友都不認為這有太大問題。）
        以社會運動的高度要求這兩位錄像製作者。這是否過份苛刻，是否適用於中國現時的處境，值得討論。我們先假設導演真的沒有與女工討論錄像的角度、製作和公映方式、政治後果等問題（存在導演有與女工討論，但不方便讓外人知道的可能性，不過於公映後女工無論如何也不能繼續參與），這究竟有沒有構成犧牲工人權益？是否不道德？是否存在工人主動參與其中的可能性？若真的沒有，是否便不應拍攝
        這是一部批判經濟全球化的錄像，但不是拍給中國工人看的，是拍給已發展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消費者看的，要消費者反省自己的消費、經濟制度 和工人處境之間的關係──這個剝削工人的棋局大家都參與其中，都不能逃避責任。若要說這個錄像是「社會運動」的一部份，也應是屬於「消費者運動」而不是「工人運動」。當然，一個挑戰主流論述，為被壓迫者發聲的錄像，並不意味便有權犧牲被拍攝的工人的權益。導演可能考慮到的是，參與的女工不過是自願坦誠告 訴觀眾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她們既已知道錄像會於西方世界公映，所以沒有違反一般職業道德。當然，潛在的後果、錄像的方式和使用，這能夠讓她們參與固然好，但過早讓被拍攝者知道，有可能危及拍攝和拍攝者本身（指工人向老闆告密，但拍攝者最大的後果不過是被禁止拍攝和驅逐出境），同時也有可能危及被拍攝者自己。被拍攝者於最後被政府或老闆盤問時，若本來便不知情，很可能沒有甚麼後果，若被發現是共謀，政治和人身後果便非小可了。凡此種種，製作者都要考慮。另一個我們不能迴避的實際問題是，被拍攝的工人可能沒有充份的資訊為她們的選擇做很完整判斷，對於所謂述事角度、政治後果等問題，工人的參考資訊很可能還只能源於拍攝者本身，最後的判斷，還是決定於是否取信於拍攝者。當然這不能成為剝奪被拍攝者知情權的借口，但真的要讓工人做自主決定，如何避免流於形式化和僅僅是「政治正確」的表現，也是一個難題。
        刊於:一個人在絲路的盡頭上.作者：Lw